一
那只鸟死了。
2026年4月16日早上7点，世纪公园7号门。谢翔沿着梅园的小路慢慢溜达，穿过那片他走过无数次的林子，往湖边走去。
有个拍鸟的大爷从玻璃房那边走过来，认识他，走到谢翔跟前说了一句：“我看到那只鹀了。挂了。”
谢翔愣了一下。他知道大爷说的是哪只鸟。过去一个月里，上海的观鸟圈几乎都在谈论它，那只从新疆或者更远的地方迷路到上海的小鸟。
他们都不确定它究竟是什么鸟。它体型小巧却壮实，喙粗大，常混在麻雀堆里，鸟友们暂称它“H头鹀”。
上海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和西太平洋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记录野生鸟类543种；过去一年，在上海记录到野生鸟类97万只次，为近10年最高。每年春秋，迁徙的鸟从这座城市上空飞过，有些会停下来，有些只是路过，有些像它一样，路线本不经过这里，只是迷了路。
“我还以为它已经飞走了。”大爷和谢翔感叹。
它并没有飞走，而是留了下来，直到撞上一面它看不见的玻璃。
二
7点半，谢翔在世纪公园大富贵的门口看到它。
那个时候，它就在正门前的台阶上，腿已经僵了，眼睛紧紧地闭着，羽毛有些凌乱。它很小，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被当作一只普通的麻雀忽略掉。
谢翔拍下的鸟撞后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他蹲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他后来后悔没有把背后的玻璃房子一起拍进去。那座建筑有一大片透明的玻璃幕墙，在清晨的光线里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出天空和树影。
他拿了好几层餐巾纸把它包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他想着把鸟送去复旦大学的祖嘉博物馆，那里有专业的标本师。
下午，谢翔告诉了一群鸟友们小鸟离开的消息。
胡宇轩的第一反应是惋惜，然后是悲愤。“它之前带给我们非常多欢乐，”他说，“发生的概率太低了，本来就是迷路而来的鸟，却在这死了。”
这只鸟在上海待了将近一个月。3月中旬，它第一次出现在鸟友们的视线里。3月20日下午，陆玉琼决定去找一找它。就在这个玻璃房子的门口，湖边，他们蹲到了它。
它在离他们十多米的地方吃饼干。一会儿飞到湖边的栏杆，一会儿飞到梧桐树上。观鸟人有共识：要和鸟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吵闹，不要抽烟。他们就举着长焦镜头，隔着一段距离默默拍它。
“第一眼就认出来了。”陆玉琼说，“它的嘴很厚，喜欢在地下灌木丛觅食，要在地上啄，所以嘴很强壮。”她心想，这样一只小小鸟可能从新疆飞来，一路上飞飞停停，风吹日晒，飞到这里来还挺不容易的。
它几乎成了世纪公园的“明星”。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从社交平台上看到了这只鸟出现在上海的消息。但观鸟已经二十多年的何鑫没有前去。当然他知道，这样一只鸟出现在上海，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加新”。
鸟友们纷纷来拍它。 受访者提供
几乎每一天都有几十人去寻这只鸟。后来，陆玉琼又和胡宇轩一起看到了它。鸟友们会去蹲世纪公园一个狗笼，它经常出现在这里，混在一群麻雀里，低头啄食狗粮。大家管它叫“狗剩”。
它还被拍到吃手指饼干。陆玉琼盯着它，啃了两三分钟，它叼着饼干的姿态像一个叼着烟的家伙，鸟友们做了表情包，又笑称它“鹀哥”。
它也会出现在这栋玻璃房子旁边，这里俨然成了它的补给站。“我只要去，都会去看一下它在不在。”陆玉琼说。
渐渐地，这只鸟的热度逐渐在网上淡了下去，但隔几天还是会有人见到它。当人们以为它可能已经飞走的时候，胡宇轩从谢翔那里收到了小鸟死亡的消息。
三
谢翔用好几层餐巾纸把它包好，再装进双肩包。他想找标本师帮忙做分子鉴定，因为大家一直好奇它到底是黑头鹀还是褐头鹀——这两种鸟的雌鸟和幼鸟长得实在太像了，光靠肉眼无法确定。
标本室的唐老师七十多岁了，一家三代都是标本师。他接手了这只鸟。做标本前要先把皮和肉剥离开。翻开它头上的皮时，唐老师看到一块淤血。
他判断这只小鸟死于撞击。撞上玻璃后，掉在那座玻璃房子前。
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察觉到，小鸟在矛盾的核心生活了一个多月。
它为何会出现在上海？没有人知道。何鑫说，迷鸟的出现，可能是天气导致它迷了路；港口城市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罕见鸟，船只在海上遇到恶劣天气，鸟飞到船上寻求庇护，船开走后，鸟就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甚至也可能是非法贸易。但这些都只是猜测。
人们甚至无法确定它的身份。3月中旬，照片刚出现在群里时，有人说是朱雀。胡宇轩却判断，它应该是黑头鹀或者褐头鹀。
胡宇轩二十岁出头，从小就开始观鸟。他上大学后来到上海，在这里见过很壮观的候鸟迁徙，几千上万只鸟同时起飞，翅膀划破空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鸟浪在半空中变换队形，几乎占满整片天空。
后来拍到的照片越来越多，他发了一篇帖子，详细列出自己的判断依据。他提到几个细节：黑头鹀的初级飞羽突出长度比褐头鹀长，一般超出三级飞羽4-5枚，褐头鹀是3-4枚。世纪公园这只明显超出了5枚。此外，黑头鹀的喙更粗大，尾羽颜色更浅，这只也都符合。
鸟友拍摄的照片。 受访者提供
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只有分子生物学才能确定它的身份，鸟友们说。陆玉琼开玩笑，改天跟着它捡屎，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鸟友们暂时叫它“H头鹀”。在上海，它属于罕见的迷鸟——偏离了正常迁飞路线的鸟。如果它是黑头鹀的话，上海的记录非常少，这是第三笔。上一次可考的记录是2021年10月23日在南汇东滩，更早时，是收录在自然博物馆1958年9月的标本。
这只迷鸟停留的时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胡宇轩说：“我们本来以为它待个一两天就走了，没想到它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四
世纪公园这样的城市绿洲，对它来说已是难得的庇护。这里是很多迷鸟和留鸟在城市里的歇脚地。梅园的虫子多，有身形小巧的鸟；东东林的鸫类很多，它们既可以在地面觅食，也能在高树上吃果子；芳华园里，普通翠鸟在芦苇丛中捕鱼。
这些年，上海的公园正在逐渐变多。2024年底，全市各类公园达到973座；2025年8月，首轮“千园之城”目标提前完成，各类公园达1013座。环城生态公园带、楔形绿地、口袋公园等一系列工程正在推进。
“上海这样的城市，尽管我们的环境并不是为野生动物所营造的，但是当它们来到这里，就会努力找到适应的空间。野生动物的忍耐力和容纳力相当强，这是我们在上海重构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何鑫说。
何鑫的记忆里，有多次途经上海的迷鸟。2018年3月，一只黑喉潜鸟在迁徙途中来到上海世纪公园。当时，人们也以为它很快会飞走，最后它在上海完成了换羽，停留了68天后，在5月末离开。
陆玉琼观察过这只小鸟的状态：“毛发挺正常，脸挺干净，身体也挺壮实的。一般鸟如果过得不好，毛发会比较粗糙、结块。它在城市里把自己养得还挺好。”
胡宇轩提到了“中央公园效应”：一片良好的森林绿地被城市建筑包围，周围所有的鸟都被集中到这个公园里来。世纪公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大片鸟类保护区，占地2公顷的鸟岛禁止人入内，四面环水。每晚10点后，公园会调暗灯光亮度，以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对于一只迷路的鸟来说，这里有食物，有栖息地，有同类，至少是长得像同类的麻雀。
世纪公园的鸟岛。张凌云摄
但“中央公园效应”的另一面是，这些绿地碎片化地分散在城市里，四周是高楼、玻璃幕墙和灯光。它们像一座座孤岛，而野生动物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这里是它的歇脚地，也暗藏着威胁。
何鑫再一次刷到这只鸟，就是已经死亡的讯息。他很平静，甚至觉得这只鸟的死亡是一件可预料的事。他见过很多迷鸟相似的结局：2023年，一只身染油污的黑喉潜鸟在上海因为自救啄羽中毒死亡；2025年，一只仙八色鸫在浦东新区撞上一所学校的教室玻璃而死……
陆玉琼感觉，它像一个远方的朋友，已经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不管是它留在这里还是飞走，都希望它好好的。”
但，城市真的有友好容纳这些鸟的能力吗？
五
胡宇轩最初的判断是对的。通过DNA序列比对，这只鸟被确认为黑头鹀。
与此同时，陆玉琼和胡宇轩所在的群里，不少鸟友纷纷把目光投向那栋玻璃房子。
它不是第一个在上海撞到玻璃而死的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鸟类的眼睛长在两侧，飞行时存在盲区。“这个迁徙季我看到群里的鸟撞大概有三四次。”陆玉琼说。春天来的都是小小鸟，柳莺、绣眼，它们一起飞，有时三五只一起撞死。“这种小小鸟，撞一下基本上就没命了。因为飞的时候速度很快，冲击力很强。”
很多个电话打进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世纪公园，呼吁在鸟撞发生的玻璃房子上贴上防撞贴。一些鸟友在此之前就注意到，公园玻璃建筑的另一侧已经贴上了一行防撞贴，30厘米左右。波点贴纸的中间贴着一行字：“这些波点，并不是装饰品！而是为了让鸟儿能‘看清’玻璃，防止撞击身亡。”
但鸟撞发生那一侧的玻璃，却没有防撞贴。
玻璃建筑的另一侧，贴上了防鸟撞贴纸。 张凌云摄
鸟撞悲剧频发，当然不是单一区域的偶然隐患。
2021年，昆山杜克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李彬彬教授团队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红树林基金会和守护荒野等机构成立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00多人次志愿者参与，覆盖国内200余座城市，正式记录在册的鸟撞事件有1900多起。
鸟撞频发于春、秋季，鸟类繁殖、迁徙时。这些死于鸟撞的鸟，在国内大多撞向了6层以下的低矮建筑。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项目协调员李梦姣说，这些建筑大多有大面积通体玻璃幕墙，如果建筑附近坐拥大片城市绿地，也会增加鸟撞的风险。夜间迁徙的候鸟，也极易被城市里的光扰乱飞行方向。
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学生贾屹坤以前参加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长三角鸟撞调查。她在学校里遇到过鸟撞的灰背鸫、虎斑地鸫，“在尸体所在地抬头就能看到反光得像一面镜子的玻璃外墙。”每每在小鸟的丧命现场抬头看，她都能受到冲击。
鸟撞事件大多零星地被观鸟者发现，在群里转发，然后迅速被遗忘。而像这只黑头鹀一样，被记录上报、被关注的鸟撞，只是冰山一角。在国内尚没有可估的鸟撞数据，但在美国，每年因鸟撞而死的鸟，有3.65至9.88亿只。
“去和管理者说，他们首先的反应是，就一只鸟而已。”李梦姣说，团队这些年推广防鸟撞改造，频频碰壁。很多人看来，鸟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团队建议他们在玻璃上贴上图案间距控制在约5厘米×5厘米贴纸，回答则常常是“不美观”“需要成本”。
有些高校的学生团队先做了一到两年的鸟撞调查，把数据摆在管理方面前。当管理者看到同一面玻璃在一年内撞死了十几只鸟，他们的态度就变了。这些年，行动网络在不同城市支持合作伙伴和志愿者完成了39个防鸟撞改造的行动。
在现实中，玻璃幕墙仍然是这座城市最主流的建筑语言。但鸟撞已经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根据《上海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5年）》，上海正在研究城市建筑、玻璃幕墙等对鸟类的影响评估，探索开展鸟类友好建筑设计及改造指引研究，减少鸟撞等生态事故的发生。在《上海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中，也提到了“建设鸟类友好型建（构）筑物”的相关条款。
六
鸟撞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陆玉琼走进世纪公园，都会特意去玻璃房子那里看看。依旧有很多和她一样的鸟友在关注着防撞贴。他们从世纪公园那里得到回复：防撞贴的相关工作已经在走流程推进中，会妥善处理。
何鑫一直认为，鸟撞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城市生态问题。鸟撞背后，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一只鸟撞死了，而是它所折射出的更大的问题：环境的占用开发、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消失。
“造更多的公园肯定是好事。公园在设计理念上更贴近自然，营造更多茂密的原生树种和草地林地，在造福人类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很多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大的环境大家都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就会慢慢显露结果。”何鑫说。
何鑫有时去学校做讲座，会建议校方给玻璃贴上防撞贴纸。有的校长采纳了，不久后把它变成了学生的活动。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说。但很多改变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何鑫记得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博物笔记：上海花园动植物指南》中写的话。这位博物学家曾经在1939年旅居上海：“对任何一个有小庭院、有时间在公园或周边乡野散步的居民来说，上海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自然的实验室。”直到今天，何鑫依然这么觉得。
那些在这个春天去看过小鸟的人，可能会在某天再次走进世纪公园。这只黑头鹀不在那里了，还有更多的鸟在那里。
（应受访者要求，谢翔为化名）
海报设计：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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