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普陀区的武宁路出发，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直达南京——这条不到300公里的交通动脉，百余年前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今天，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早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加快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就已被明确写入，与G60科创走廊并列，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两大战略平台。
作为上海连接长三角的“西大堂”，普陀区主动扛起了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始发站”的担当。然而，与先行八年的G60科创走廊相比，起步较晚的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能否后来居上？普陀又如何与苏州、无锡、常州、南京这样的万亿级城市同频共振？带着这些问题，《新民周刊》近日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研究员。
作为持续跟踪研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二十余年的权威专家，王振近年来多次在重要论坛上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鼓与呼。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是——它有条件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创新带。在他看来，这条路不好走，但必须走——“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点有挑战的事情”。
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
为什么是“沿沪宁”？
《新民周刊》：沪宁沿线从最早的沪宁铁路到今天的高铁网络，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走廊之一。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棋局中，您认为它被赋予的核心使命究竟是什么？
王振：为什么叫“产业创新带”而不是“交通走廊”或者“产业走廊”？因为这条带承载的使命，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连接和产业分布的传统含义。
要理解这个定位，得从三个逻辑来看。第一是历史逻辑。沪宁铁路早在1908年就通车了，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干线之一。加上长江黄金水道，这条线上集中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上海是开埠城市，无锡是民族工商业发源地，苏州、常州也是工商重镇。
第二是战略逻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落地？得有实实在在的抓手。G60科创走廊是一个抓手，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另一个抓手。在国家层面的考虑中，这两条线一南一北，构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两翼”。G60解决的是上海与浙江、皖南的协同问题，沿沪宁解决的是上海与江苏最核心经济走廊的协同问题。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第三是现实逻辑。这条线如果看数据，会非常震撼。根据2025年统计，9个城市GDP总量16.56万亿元，占长三角的47.8%，占全国11.8%；6个万亿城市——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占了全国万亿城市的五分之一；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6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前十。高新技术企业7.64万家，占全国16%；26个国家级经开区、14个国家级高新区密布在这条线上。说它是“中国创新浓度最高的经济轴线之一”，毫不夸张。放眼全球，也很难找到在300公里不到的空间内，聚集如此密集的科创资源和产业能量的走廊式区域。
《新民周刊》：您曾提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有条件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创新带”。这个“有条件”，指的是什么？
王振：底牌有三张。第一张底牌，是产业基础的厚度。除了刚才讲到的数据，我还想强调一点：这条带的产业不是单一集群，而是多元叠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三大先导产业，沿沪宁占了全国半壁江山。传统产业也不弱——纺织服装、造船、化工新材料，体量都是世界级的。
第二张底牌，是科创资源的密度。截至2023年底，这条线上有30所“双一流”大学、65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96家国家科技孵化器、288家国家级众创空间。这些是真正的战略科技力量。
第三张底牌，是开放型经济的基因。这条带上的产业，在浦东新区的对外开放引领下，从苏南模式时代起，就是出口导向型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的经济直接面向全球市场，企业天然具有国际竞争的意识。这个基因，是很多其他区域不具备的。现在我们要从“产品出海”升级到“产业链出海”，这条带就是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最有力的桥头堡。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普陀选了件有格局的事来做
《新民周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这条“金边”的上海起点，没有落在经济体量更大的嘉定，而是落到了普陀。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它在市级重大功能区布局中处于“洼地”。这样一个区域，为什么能或者说为什么适合承担这个牵头使命？
王振：普陀在上海的空间格局中，确实面临一个特殊处境——东面是浦东新区，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西面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那是国家级开放平台。普陀夹在中间，我们叫它“两不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处境，促使普陀去寻找一个独特的突破口。2023年底，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部署了五大任务，第一条就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普陀区很快意识到，这就是它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空间禀赋——沪宁高速的零公里起点在普陀，上海的“西大堂”在普陀。这个地理原点，放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里，意义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东进浦东的跳板，它是上海西联长三角的门户。
所以，普陀不是被动等来的，是主动找上去的。普陀先把自己内部的这些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成立“武宁创新共同体”，这可以看作是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种子”和“前奏”。2024年聚焦科创的“六市一区”合作就是在共同体基础上做的，从内部凝聚走向跨区域协同，路径是很清晰的。到如今形成了“八市一区”全面协同格局，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眼光——它看清了全市的区位分工，然后在自己最有独特性的那个点上发力。
《新民周刊》：但一个现实问题是，沿沪宁线上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都是万亿级城。协同的推进中，单靠普陀一个区会不会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压力？
王振：这个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不倾向于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带不动”。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这条产业创新带上，真正能代表上海承担牵头使命的区，需要的不是单一的体量优势，而是空间区位的不可替代性、主动作为的意愿，以及一种服务意识。普陀愿意去做这件事，并且很务实——它没有去争“龙头老大”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引力场、智汇源、孵化器和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很清醒的。
普陀不是去指挥谁，而是搭平台、建机制、做服务。“三张清单”——资源清单367项、需求清单343项、合作项目清单221项，就是把自身和沿线的科创资源、技术需求、合作意愿用数字化的方式摆到桌面上。还有百余名技术经理人活跃在沪宁沿线。这些东西，做的是“链接”的工作，不是“指挥”的工作。
当然，光靠普陀一个区的能级，确实有“天花板”。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呼吁“赋能普陀”——市里要更多地参与进来，把政策资源、平台资源向普陀倾斜。这不是要特殊化，而是要让承担重任的区，有匹配的资源和工具。
2025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暨沿沪宁城市科技和产业协同创新日在普陀举行。
世界级的创新带，靠的是“生态”
《新民周刊》：跨区域协同最难啃的骨头，往往是行政壁垒。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制约深度协同的最核心障碍是什么？有没有已经看到突破的领域？
王振：跨区域协同最大的难题，就是行政区经济带来的分割。企业本身没有行政边界的意识，科研人员跟着项目走，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但地方政府有考核压力，有税收考虑，有产业保护的惯性，有时候手一伸，就把市场信号扭曲了。
比如，知识产权跨区域保护问题，一跨行政区就容易扯皮。还有更深层的——财税分成机制。虽然比以前规范了，但隐形壁垒还是存在。我们调研中，有42%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反映融资困难，近七成依赖自筹资金，“上海融资、江苏投产”的格局能不能真正打通？这背后反映的就是要素流动还不够通畅。
但也不是没有突破。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八市一区”已经启动了数据合作机制，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区块链技术协同、算力资源一体化调度。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如果率先在这条带上跑通，那意义就非常大，可以说是为全国探路。另外，线上“沿沪宁协同创新集市”把对接从线下活动变成了“365天×24小时”的常态化在线集市，这个转型也很有制度创新意义——它让政府搭台但不唱戏，让市场的力量自动撮合。
此外，上海化工院在碳13同位素技术上有突破，通过共同体的机制，不仅联动了苏州、南京、常州的相关企业，还把这个项目成功落地到了安徽。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机制活了，跨区域的项目合作是可以真实发生的。
《新民周刊》：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既然行政壁垒是系统性障碍，那破局的方向应该从哪里入手？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要真正向“世界级”迈进，您认为需要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生态？
王振：第一个维度是制度衔接。九个城市的政策标准、产业准入、监管规则，要逐步趋同。苏南几个城市被列为统一大市场建设试点，沿沪宁这条带就应该率先走一步。这不是一个城市能做的，需要有省市级层面的统筹。
第二个维度是平台共建。特别是战略科技力量的共享，这是最能体现“世界级”的地方。上海有三个国家实验室，苏州、南京现在还没有。能不能通过沿沪宁协同机制来破题？还有联合攻关的资金池问题——各地都有对应财力，能不能整合在一起，统一决策、统一投向？我一直建议，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要争取“尚方宝剑”——参照G60的“部市合作”模式，在国家层面有工作机制和专项政策支持。
第三个维度是生态共育。营商环境不只是“办事快不快”，而是一整套创新生态系统。包括金融服务能不能跨区域覆盖——普陀提出“1+N”沿沪宁科创基金矩阵，这个方向对；包括人才互认——高端人才在九个城市间能不能统一认定、多点执业；也包括公共服务——我一直讲，同城化不是交通打通就够了，而是要把城市核心功能拿出来共享。
这当然有不少难度，但“世界级”不是靠一个“带”字，是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来定义的。这个“生态”需要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同时发力。
《新民周刊》：如果以美国128公路、硅谷为参照系，我们目前存在哪些核心短板？到2035年，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最有可能在哪些维度形成真正的“世界级”竞争力？
王振：第一是基础研究的原创能力。美国那些科技巨头，底层技术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们的上市公司体量不小，但关键核心技术还有明显短板。第二是企业全球布局的能力。我们以前擅长把产品卖到全世界，但把产业链真正布到全球去，在全球各地投资，和当地融合，这个能力跟美国、日本的企业比还有差距。第三是文化层面的包容性和全球融入能力——你的人和你的企业，能不能真正适应全球化运作？中国的福建、广东、温州商人为什么能在世界各地扎根？背后有一种文化精神。长三角企业要成为全球化的企业，也需要培育这种精神。
但我对2035年是有信心的。在中国所有区域中，沿沪宁这条带实现“世界级”的条件是最好的。基础最实、人才最密、开放度最高。到2035年炒股杠杆可以加到多少倍，我觉得应该建成、也一定能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创新带。到那个时候，跨区域的统一大市场、一体化的创新生态、同城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都可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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